當前國內水環境治理問題非常突出，要以久久為功的精神去治理、打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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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作出如此表述。

在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水務院資源能源所所長王家卓看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具體到水環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房前屋后的池塘、河流不能是黑的臭的；城市下雨后沒有內澇；水龍頭里的飲用水清潔安全。

然而，目前國內的水環境與人民群眾的美好期望仍存在差距。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深入推進水、土壤污染防治，實施重點流域和海域綜合治理，全面整治黑臭水體。加大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力度，完善收費政策。”

近日，E20環境平臺在京主辦的“2018（第十六屆）水業戰略論壇”上，王家卓表示，當前國內水環境治理問題非常突出，在做到不黑不臭的同時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要以久久為功的精神去治理、打硬仗。

水環境治理問題百出

2015年4月，國務院正式頒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對我國水環境治理目標提出具體要求：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建成區要于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體；到2020年，地級及以上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均控制在10%以內；到2030年，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總體得到消除。

三年過去了，我國黑臭水體治理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除了295個地級城市，諸多縣級市、縣城、建制鎮的黑臭水治理壓力仍不容小覷，水環境治理面臨各種問題和挑戰。

王家卓表示，重廠輕網就是當前水環境治理的首要問題。過去一段時間，我國非常重視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建設，但對管網重視不夠，導致當前污水收集系統效率低下、進水濃度低。

“污水廠本來是處理污水的，但現在處理的卻是經過大比例稀釋后的污水，河水、地下水、山泉水等和污水混在一起進入污水處理廠，這不僅擠占了污水管網的收集能力，也擠占了污水處理廠的處理能力，還浪費地方政府大量的污水處理費用。”王家卓說，由于國內有些地區控源截污不到位，存在污染源、排水口調查不徹底，內源污染清理不到位，合流制溢流污染未控制等問題。

還有一些地區把生態修復異化為簡單的種水草、撒藥、鋪石子、曝氣、修浮島等，導致水體的生態修復治理表面化、虛無化，河道真正需要的生態修復卻沒有進行。王家卓說：“一些地區盲目追求大水面、高水位，其實并不是水多就生態，水多反而容易導致河水倒灌進入排水管網，增大排澇壓力。”

另外，海綿城市建設推進力度也還不夠。理論上來講，在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雨水帶來的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彈性”的海綿城市，是系統治水的思路，也是治黑除澇的靈丹妙藥，但在王家卓看來，海綿城市是理念、方法和方式，而不是工程、產品，不僅僅是透水鋪裝、下沉式綠地和綠色屋頂。用好海綿城市的理念，對于解決城市水環境問題大有幫助。

除此之外，對于水環境治理，業內普遍認為“問題在水里，根源在岸上，核心在管網”，但在王家卓看來，水環境治理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責利不對等、有些績效不科學、后期違約風險大也是主要問題，“大部分水環境治理的PPP項目都沒有包括管網，管網不打包，如何確保它達標呢？這存在很大的風險”。

未來治理的側重點

水環境治理的本質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其服務水平取決于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經濟能力和技術水平。在王家卓看來，若從以上三個維度思考當前的水環境，我國已經具備全面治理城市水環境的條件。

為此，王家卓建議推行水岸廠網一體化的治理模式，真正把問題根源和措施對應起來，也能夠明晰責任邊界。另外，未來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從廠到網，要真正重視排水管網，抓污水收集系統的提質增效；污水處理廠進水濃度也應該納入考核范圍，才能提升污水收集和處理效率。

對于黑臭水體的整治，王家卓表示，第一階段要先解決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讓水體不黑不臭；第二階段削減入河污染物；第三階段是把這些河流變成可親近的河、可呼吸的河、能游泳的河。

另外，合流制污水溢流污染控制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這涉及到監測、評估、建模、修復、源頭改造、調蓄、污水廠等方面，非常復雜。海綿城市理念也要持續推進，要采用綠色方法的源頭控制，對于分流制地區的初期雨水徑流污染控制和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都有重要意義。

王家卓還表示，地下式、花園式污水處理廠將會增多，一級處理部分需求加大。“目前有一部分污水處理廠需要改造，改造的方向不是生化部分，而是它的一級處理部分，當然這也取決于環保部門監管辦法的改革。”

與此同時，水環境治理PPP項目也會繼續推進。“由于水環境治理技術體系較為復雜，涉及到后期運維，并且績效明顯，是非常適合做PPP的。當前PPP的監管日趨嚴格、規范化，科學地設定責任邊界和績效考核體系，嚴格按效付費，找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是其核心。”王家卓說。

環境政策將從長遠謀劃

環境質量改善離不開系統施治和綜合治理，水環境綜合治理行業的最大助力就是來自政府的重視，從《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到“十三五”規劃，再到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近幾年密集出臺多項法規政策就是例證。

值得關注的是，剛剛完成的國家機構改革，生態環境領域改變了九龍治水局面。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干杰曾表示，生態環境部成立前，與水環境治理相關的地表水環境、地下水污染、海洋環境保護等方面分屬不同的部門監管。生態環境部成立后，將統一制定政策規范，水環境治理的效率也將有望提升。

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表示，隨著生態環境質量改善難度的加大，精準施治要求越來越高，亟需配套“穩、準、狠”的精細化政策。未來，政策方向將從過去后端、末端政策向前端推進，一方面主要體現在守住底線、不碰紅線，要在生態環境容量過緊日子的前提下，建立硬約束，另外，還將綜合考量產業結構、能源資源結構、交通結構、用地結構、城鎮布局等。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環境污染不是一天惡化的，所以改善起來比較難，需要打好突出重點的攻堅戰，以及打持久戰的系統安排。”吳舜澤表示，環境政策應當做好長遠謀劃與重點突破、階段殲滅。

在改善環境質量的政策導向上，吳舜澤提出了兩個基調：第一是遏制負外部性，將重點放在政策制度的體系化、內生化，包括按日計罰、損害賠償、責任追究、環境司法等方面；第二是彰顯正外部性，改善環境者得利的政策制度還需要加快建立，包括生態環境優質優價的需求、價格、產權、財稅、金融、綠色消費等政策；高質量發展或綠色發展的考核評估激勵體系、生態補償、轉移支付、自然資源收益，讓生態環保為經濟做加法，兌現生態產品價值、生態環境價值。

另外，吳舜澤認為，生態環境政策的制定不能只關注環保，還需要從經濟發展這個軸線上去思考。環保政策對經濟長期利好，短期影響較小，搞環保也可以拉動經濟。

“我們趕上了最好的年代。”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表示，從1998年到2008年再到2018年的三個階段，我國水務上市公司從10家漲到17家再漲到44家，營業收入從5.5億到7.3億暴漲到26.8億元。

“‘十三五’后期，水務投資需求將超萬億元，污水廠提標改造或存千億元空間，污泥需求強弱分化大，2000億元市場余量待釋放，水環境治理存在5000億元資金缺口。”薛濤表示，中國經濟將進入中速發展，我國水務投資也必將進入中速發展，環境領域進入“小陽春”的爆發時間。